是举世闻名的名胜古迹。早在金朝时期，在今日的北半部有太液池和大宁宫，太液秋波成为金朝的燕京八景之一。元朝修筑大都时，将太液池围入皇城之中，在其周围布置了三组宫殿，即大内、隆福宫和兴圣宫。元朝的太液池相当于今日的北海和中海。明代在北海和中海又修筑了建筑群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成为中国中央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所在地，成了全国人民瞩目的地方。

  从清朝末年，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，由于战乱频繁、财力匮乏，这片水域已经有上百年不进行过清淤疏浚了。北平（后改为北京）解放时，湖底淤泥拥塞，水面杂草丛生，在炎热的夏日里，污水四溢、臭气弥漫，不仅使居住在这里的中央首长深受其害，也极度影响了北京市的环境。当时人们走过和北海附近时，都要捂着鼻子而过。

  1950年4月，北京市政府决定将疏浚和北海作为本年度市政建设的重要任务。北海疏浚由市卫生局组织社会力量进行清淤，的疏浚任务交给负责中央首长警卫和执勤任务的公安中央纵队完成。

  按照中央的决定和北京市的安排，公安中央纵队党委研究决定，纵队的警卫和日常工作由公安中央纵队司令员吴烈负责，疏浚任务由纵队政治委员邹衍组织纵队两个师实施。

  具体任务是：先把这两个海子里的污水排净，再把多年来沉积在湖底的污泥清除运走，时间仅为50天。因为一进入雨季，工程就没有办法进行。根据这一情况，司令员吴烈和政委邹衍研究后决定，每个师派出2个团的兵力参加清淤，公安纵队第一师负责中海，第二师负责南海。中海大一些，预计清除淤泥近9万立方米，需动用兵力4700人。南海预计要清除淤泥6万多立方米，需动用兵力3300人。

  公安中央纵队成立了“清淤工程指挥部”，由政治委员邹衍担任总指挥。两个师也都成立了清淤工程指挥部，从师机关抽调部分人员和懂工程的干部参加，并分成几个工作小组，协助领导开展工作。

  部队经过教育动员后，于4月中旬开进城里。部队到施工现场后，没有营房。为不给首都人民添麻烦，不影响中央首长办公和休息，部队见缝插针，挤住在仓库、棚子、过道、破庙里。居住条件十分差，但指战员们毫无怨言。

  正式开工前，为了摸索经验，纵队工程指挥部组织第一师二团四连进行试挖，并组织各施工连队的领导观看。四连的干部战士干劲十足，但初次干这种活一时找不到门道，战士们在污水没有完全排净情况下，就争先恐后地下去挖泥，结果不是锹插下去拔不出来，就是人也陷进了淤泥里。全连干了一个上午，没出多少活。

  看到这样的一种情况，政委邹衍心中十分着急，他把工程技术人员找来研究解决办法。经过商量，最后决定先在中海的中央挖一条深深的排水沟，把湖底没有完全排出去的水先排干净，这样就好挖多了。为方便施工，他们还在排水沟两侧的淤泥上都铺了跳板，战士们踩在跳板上面干活，再也不往淤泥里陷了，施工效率大大提高。

  清淤工程全面展开后，又出现了新的问题。主要是挖泥的人多，运泥的人少，挖得多，运得慢，造成挖泥的人窝工，而运泥的人却累得要命。运泥靠的就是战士们的一副肩膀，再加上一条扁担两只土篮，一个来回要走几百米。如果多安排一些人运泥，受路窄和跳板上来往人员互相碰撞等因素制约，也起不到多大作用。症结是施工组织问题。对此，纵队工程指挥部研究讨论，采取了两条措施：一是把挖泥的和挑泥的人数比例搞适当，最好能够降低窝工问题；二是把运泥的路线做调整，去路和回路分开，各走各的路，解决往来人员互相碰撞干扰的问题。问题解决了，工程的进度也明显加快。

  后来清运出来的淤泥多了，往城外运输的车辆又不够用了，市卫生局组织的500辆马车根本运不完这么多的污泥，大量的湖底臭泥像小山一样堆在的红墙外面，严重影响了老百姓的生活和市容卫生。上级工程指挥部门从外地迅速调来一个汽车团，可装车的速度又太慢了。为了早日达成目标，纵队领导决定从挖泥的人员中抽出一部分人员，利用晚间集中突击装车。就这样，仅一师的部队就帮助装了10900多车污泥，战士们这种不计分内分外，自觉多作贡献的精神受到了上级领导的表扬。

  湖泊清淤是一项重体力劳动，可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财政困难，技术装备落后，在清淤劳动的现场，现代化的大型设备一台都没有，完全靠的是战士们的肩膀和一双手，靠的是战士们的铁脚板。

  战士们高昂的革命斗志和热情，来自纵队坚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。开工之前，师团两级按照纵队要求，分别召开了动员大会，在官兵中有明确的目的性地进行了思想教育。两个师还出版了油印的《疏海快报》，及时通报施工进度，交流施工经验，表扬好人好事。各连队都出了黑板报，工地广播站随时宣传上级指示，交流清淤中的好方法。纵队政治部还组织师里的文艺队到工地利用唱歌、快板等形式鼓舞士气，各单位还适时开展劳动竞赛和争当突击手活动，所有这些都极大地调动和鼓舞了战士们的劳动积极性。工地彩旗招展，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。

  按市工程局的最初计算，每副土篮子装泥20公斤，每人每天挑50趟，需要走30公里的路，这样的劳动强度已经不低了。可在实际劳动中，战士们的劳动强度都大大地超过了这个数值。一个人经常挑上40至50公斤，担子一上肩就箭步如飞，压断的扁担、木杠子不计其数。第一师三团有一个班，战士们为了多挑泥土，每人每次都挑4个土篮子，总重量达到了75公斤。还有一个叫薛玉琪的战士，甚至用2只需两人抬的大筐挑土，一次挑100多公斤。第二师有个战士叫刘文胜，大个儿，他使的筐大，装的泥多，走得又快，一天的挑土量就超过了规定的27倍，创造了清淤工地个人日挑土量的最高纪录。

  公安中央纵队的战士们生龙活虎地干活，可那时部队的生活条件很差。四五月份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，蔬菜肉食很少，主食就是高粱米。部队进城施工没有现成的营房住，又不能住在市民家里，只能临时借住于仓库、工棚、楼道和地下室里。很多住处低矮潮湿，没有阳光，有的霉气刺鼻，蚤虫遍地，战士们就是在这种条件下生活，从事着艰苦繁重的劳动而没有丝毫怨言。

  劳动中，干部与战士们同甘共苦，既当指挥员，又当战斗员，对战士起到了鼓舞和表率作用。第一师三团政治委员宿灿平时体质较弱，但从开工第一天起，他就坚持在工地上与战士们一起劳动。他时而挖泥，时而挑土，干起活来和普通的士兵没什么两样。

  经过公安中央纵队指战员上下的共同努力，清淤任务提前告捷。最后统计，第一师清挖淤泥13万多立方米，工期用了20天；第二师清挖淤泥8万多立方米，工期也是20天，都比原来的计划提前了30天。

  在清淤过程中，战士们挖出了不少珍贵的东西，有金银、玉器、铜器、陶器、珠宝、银圆、钟表、武器、弹药等。尤其在中海和北海相连接的那个桥的下面，挖出了五六个银圆宝，造型像小船一样，每个都有50两重（旧制16两一斤）。在另一个地方还挖出了一个金佛，价值不菲。

  但是有一件传说中的东西没找到。据说，慈禧太后有一年在湖中放生了一条大鱼，随这条鱼还投放了一个相当贵重的物件，部队清淤开始前就有人提到这件事，但在清淤过程中始终没找到。这些珍贵的东西收上来后，吴烈和邹衍组织人员认真进行清点，并详细进行登记，然后如数上交到了中央办公厅，为此，他们还办了一个小型展览。

  我军是文明之师，爱民之师，在公安中央纵队清淤过程中得到充分的体现。清淤部队住的条件很差，周围老百姓看了心里很过意不去，不少人主动要求战士们搬到自己的家里去住，都被战士们婉言谢绝了。这么多部队进城清淤，主副食供应都要在城里解决，4月正是市场上蔬菜和副食品供应比较紧张的时候，为不影响城里老百姓的生活，战士们宁可顿顿吃咸菜，吃冬季贮藏的干菜,也不到市场上同老百姓争买青菜。

  战士们为了早日达成目标，几乎都是早出工晚收工，为了不影响驻地附近市民休息，各连队都改变了过去吹哨集合，列队报数的做法，早上起床尽量不开灯，洗脸吃饭不说话，拿放工具动作轻，列队走路脚步轻。老百姓对子弟兵更是关爱有加，他们在战士们还没有收工时就帮着打好了洗脸水，有的在出工后就到战士们住处翻找他们该洗的衣服，等战士们发现时，衣服早已晾干，叠得整整齐齐放在床铺上了。人民群众的拥军热情使战士们深受教育和鼓舞。

  最让指战员们高兴和受鼓舞的是中央首长对施工部队的关怀。清淤工程开始不久，周恩来总理虽日理万机，仍时刻关怀着施工部队，不止一次地到施工现场了解情况。向公安中央纵队的领导和各级干部，询问施工情况，嘱咐大家必须要吃好睡好，不要把身体累坏了。有时举行文艺演出，周总理指示有关部门，给施工部队发一些入场券，让施工部队轮流派代表进去观看，干部战士都很感动。

  1950年4月13日，是公安中央纵队干部战士终生难忘的日子，主席亲赴清淤工程工地看望部队，和战士李宪本、谭法钦、吕同庆等亲切交谈，问寒问暖，十分关心部队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情况。毛主席的亲切关怀，极大地鼓舞了施工部队的劳动热情。